她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读贵报1999．6．30—12版《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站在个人角度，是非恩怨永远也说不清，也永远无法挽回；站在家庭圈子里，文中说得十分明确，处处可以看到范女士从延安熏陶所得强遭扼制、无处施展，全部发泄于家人，似乎“十恶不赦”；站在更大视野看，范元甄作为早年的热情革命青年，受连累、突遭横逆，纯粹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明显地具有遭受严重精神摧残的病理症状，其病灶就在“庐山会议”。除范女士之外，类似的病人还大量存在，不被理解、不被同情、被误诊、被忽视、被歧视，当然更得不到救治！本来是一种可以发挥建设作用的能量，无端受了丈夫的牵连白白地转化为负面的消极因子，家之不幸！国之不幸！（王义豹）
怀着极其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我读完了1999年6月30日中华读书报12版上李南央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读后我极其同情因为没有得到过母爱或更正确些说：是受过亲生母亲的虐待的作者，也更敬仰李锐这位老前辈的坚强。对范元甄的一些行为觉得很不可取；但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考察，她仍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她处在江青的地位，她也决不会比江青更江青！只是她的遭遇超过了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她的“人性”扭曲了。最可悲的是没有人能够唤醒她心底肯定还存在的“爱”！如果李南央不是正式发表这篇文章，而是以长信的方式直接寄给她，也许效果更好。
纵观全文，简单说来：李锐同志是一位理性很强、善于独立思考、刚正不阿的革命家，范元甄则曾是热情洋溢、才貌双全、一心向往做一番革命大事业的青年，但由于政治上不成熟，在极左路线统治的年代，这才做出了许多违背常情的事情。
李南央同志毕竟还年轻，又幸而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所以她不能充分理解像范元甄那个年龄段，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参加革命要有多大的勇气，是以如何虔诚的心情认为自己必须像A．托尔斯泰笔下所写的那样：“在泪水中泡三次，在血水中泡三次，又在碱水中泡三次”才能干净。她也就以这个标准，绝对化地、“大义灭亲”地去对待自己原来的手足。她不了解这个世界上有比她了解的自己的亲戚为个人打算厉害得多的人。她希望“绝对纯”！
结婚太早确实是范元甄一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李锐是好同志，但从根本上讲，二人的气质不一样，也很难真正沟通。抢救运动中的那段经历使她感受到了什么是心灵撞激的火花，什么是真正的男女之爱！为了革命的利益，她可以放弃爱情，将精神寄托于工作。但当李锐同志因为坚定不移抵制左的错误而锒铛入狱时，她连工作也没有了。一切她心目中人生应有的价值均化为乌有，更何况她认为李锐同志的看法是错的，于是她就彻底地失去了心理的平衡，从而导致人性的异化。
但是，她决不会比江青更江青！她是诚实的。是她自己向李锐同志道出了抢救运动中的经历。而江青则是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历史，为自己涂脂抹粉，妄图凌驾一切之上！如果有稍微宽松一点的条件，范元甄会踏踏实实地干些确实有益于人民的事情，而不会闭着眼睛说瞎话，搞阴谋诡计。我想如果找与她共过事的上、下级同志作一点细致的调查，肯定会有人说她的好话。
李南央同志：多一点宽容吧！她的日子毕竟不多了。（肖良质）
